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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认定机构全国共800多家。还有一个交易服务体系，我国技术转移示范机构369家，这300多家分布在大学、科研机构，还有一些在企业，构成了我国的整个技术转移在微观上的推进机制。另外，还有技术交易市场200多家，技术转移联盟20多个，中国创新驿站站点80多个，他们能够把企业的需求很好的挖掘出来，跟我们的科研能力进行对接，解决技术需求的问题。特别是2013年，中国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了7400亿元。中国的RD投入去年是12000多亿，技术转移通过技术市场这个体系，促成了很多基数成果的转化。2010年还出台了科技服务体系火炬创新的工程。最近中国的技术转移和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也形成了很好的促进机制。
新时期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来打造中国的技术转移体系，首先是完善政策和制度，充分释放创新的能力和活力。
其次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财税政策方面，现在我们科技的服务业有营业税，现在营改增，要扩大它的范围，使营改增的过程中对科技服务业、研发服务业、大学科研机构，在技术转移的过程中能够起财税政策的激励作用。科技金融政策主要是围绕股权投资，特别是创业投资、私募、产业投资、并购等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鼓励创业政策重点是怎么降低创业者进入的门槛，让创业更加活跃。还有吸引人才的政策，比如绿卡等，下一步会有比较大的改观。
第三是专业化、资本化。技术转移需要做集成，大学、研究所的东西并不是跟企业的需求完全能够吻合，还需要进一步的孵化，才能促进更好的技术转移。
要优化组织体系，通过实施技术转移促进行动，我们已经布局了一大批技术转移机构。去年开始，我们在全国作了一个2+N的顶层设计，促进各类创新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我们在一南一北设立了两个，一个是在中关村设立了技术转移的基地区，一个是在深圳设立国家技术转移开放合作的试验区，因为中关村科教资源非常密集，关键是通过改革让这些潜能怎么能够得到释放。
互联网时代的创新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机遇，技术转移的模式、机制，特别是产业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扁平化、去中心化、快速的试错、开放的思维、持续的创新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维方式。我们要去响应、去适应这种变化，主动融入到这种变化当中去，来推动我们的技术转移工作。我们也在积极努力想促进要素市场的进一步融合，人才、技术、资本需要高度的融合。
最后，我们应该把握技术转移的一些基本规律，技术转移的核心在于人，关键是把这些能力和知识怎么和社会的实践、跟社会、市场的需求很好的结合起来。另外，要发展好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还要注重市场机制、资源的配置，这个过程中要同时注意把握好创新、创业的文化。
吉恩·A·博尼利亚
美国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
国际生态环境与能源技术转移在中国意义是重大的，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有机会和中国未来的引领者见面，并且参与进一步对创新的推动，我期待合作会产生更多良好的结果。
在国际生态环境以及温室气体控制、绿色技术传播方面，我们希望双方能做得更多。我们有孵化器和许多研究中心，其中非常著名的就是硅谷，有知识产权保护办公室，隶属于美国国务院，花了很大的精力来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创业和创新。
美国建国之初，为了促进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在美国宪法中引入了相关的法律来保护作家和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产生了一种国家的系统来奖励原创作品。法律系统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石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未来前进的能源和动力之一。
我们非常支持那些冒风险的企业，其中包括一些风投公司，而且我们要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学习，不仅仅是签署谅解备忘录和战略备忘录，来避免文化的失败。所有这些联合起来都给创造者打开了大门，并且促进他们的创新。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一句话，“我的知识像一个蜡烛，在蜡烛当中我希望也得到你的蜡烛，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照亮整个世界。”我们的创新在整个系统当中点亮了一个地方，从而引起其他人的响应，把美国的繁荣进行推进，把美国点亮。美国的商务部在2010年发现了IP，也就是知识产权产品占有美国出口产品当中的50%，而且所有的技术创新创造了4千万个工作岗位在美国。
研究中心要想产生好的技术，需要文化和法律框架的支持，并且保证他们获得成功，为他们保驾护航。中国的公司在创新技术方面有很多的资源。每一个外国公司大力呼吁保护知识产权时，有更多中国公司在提出同样的要求，所以改善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多地证明了美国和中国有共同的利益点，我们都要保护各自的知识产权，希望通过我们的合作能够推动我们两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大卫·科诺菲尔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副校长
美中之间关于能源合作已有十年历史，2008年1月4日两国签署了合作协议，目的是为了促进技术转化，提供清洁的技术来解决世界气候变化问题，使经济增长最大化，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能源的安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同济大学合作，共同推动了这一项目，所有项目都有一个工作小组，石溪分校的工作小组是由Devinder Mahajan教授所领导，他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科学家，我们的合作秘书处在推进不同的技术转化，合作重点是适用生物天然气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应用。
我们双方建立了实验室，把生物的天然气转化成生物燃料，还有两个实验室在加利福尼亚落户，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学，也是这个项目的合作伙伴。我们的合作是自愿的，石溪大学和国家科学发展中心推动生物能源技术发展处共同合作，推进先进技术的发展，同济大学的环境和工程研究中心也参与其中，同济实验室是受到国家承认的关于生物能源的重点实验室，使用生物技术来给两国带来福祉。
我们的团队现在有一个新的工作方法，就是能够进一步从土地填埋新的技术做开发，希望与同济大学和其他的伙伴长期维持伙伴关系。
优根·布里默
德国SBC生态环境投资集团CEO
德国SBC总部在德国，主要做环境和能源投资。SBC在这一领域有自己的专长。
新能源在过去十年获得了德国政府极大的补贴，很多家庭都在使用可更新能源。可更新能源在德国占了25%的比例，今后还会有快速的发展。我们获得的最新数据，8%是风能发电，生物质占了7%，第三块是太阳能，水力发电占3%，1%是废物再利用的发电。
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不稳定的发电情况。因此我们要创新，包括能源的储存，这是很多机构都在进行的工作，也是一个很热的话题。现在有一种新的趋势，在环保和能源方面要应对的问题是气候，减少对空气的污染。所以，减少对空气的污染是我们的主要切入点，我们希望带来绿色技术。比如汽车，利用传统能源会产生很多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我们更多关注电力汽车的发展，促进可更新能源在汽车领域的运用。
新政策不断发展，核电站在十年之后可能会关闭，我们要确保可更新能源不断代替其他的能源形式，所以我们要不断增强效率，希望能源存储能够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德国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有一个非常信心蓬勃的可更新能源的市场，投资回报非常不错，已经有了一些可以获得的技术来解决能源再循环的问题。
可更新能源开发在今后几年应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们有自己的技术优势，德国的一些大学会参加能源领域、环境领域方面的研究活动。Helmholz研究机构是一个大型的研究机构，他们有专门针对能源领域的研究，目前在北京也建立了一个分部。中小型企业是德国经济的中流砥柱，他们对可再生能源、可循环经济的贡献很大，德国的很多行业集体都是非常具有创新性协会的支持者。
在德国，投资正在不断增加，最近的一些数据表明，有68个直接投资来自中国公司，中国公司是德国第三大投资者，仅次于美国和瑞典。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在收购德国的公司，他们也正寻找进入德国技术的有效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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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7 18:3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