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医改破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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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完成于2015年的演示文稿一直保存在电脑的C盘，即使已经从国家卫健委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退休，杨洪伟打开文件时就像打开记忆的宝盒，这是他所亲历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也是中国两代人的波折。
70年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升至77岁，从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提升至世界排名的中上游，婴儿死亡率从约200%下降至6.1%，孕产妇死亡率从1500/10万降至18.3/10万。
医改，从争辩到决策，拥趸和质疑，其间的个人成败得失，皆已成往事。唯有这些可评估国民健康的指标，留后人评说。
中国政府在全国卫生的投入，从2009年的1.8万亿元增加至2018年的5.8万亿元，卫生支出从2009年4510亿元增加至2018年1.57万亿元。同时，个人卫生支出占比从十年前的37.5%降至28.7%。
医药产业在快速攀升。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白皮书显示，1978年，中国整个医药工业销售收入为72.8亿元;截至2017年底，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国医药工业总销售收入已经达到2.96万亿元，400倍增长。2018年全年医药板块实现总市值约3.043万亿元。
经过这个大国医改起航时的“恰同学少年”，如今或已是领域的带头人，或已退隐江湖，他们曾在这盘纷繁复杂的珍珑棋局中厮杀，棋局的死活瞬息万变，而通往国民健康医疗体系的最优棋路实难算尽，只能力求在各方平衡中达到最佳。
人们对“健康”的追求和期待日益提升，围绕“看病难、看病贵”的课题仍在解决，医改的观念或被淡化，追逐“健康中国”的步伐不会停止。
新中国：活着，要在废墟上重建
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还未散去，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约35岁，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约40岁，西欧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约65岁。这样的“年轻”，意味着国民健康的首要目标是——活着。
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中国，人均GDP只有23美元。百废待兴。国家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不足1%，全国医务人员10万名，每万人只有2张病床。
要满足当时5.4亿人口最低限度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面临严重的缺医少药。与“抗生素滥用”高频出现的今天不同，青霉素在二战战场上的神奇表现，让西方的制药公司开始有意识地“筛选”抗生素，新药密集地被陆续发现。
然而，这种“包治百病”的救命神药，新生的中国几乎还没有生产能力，完全依赖进口。1949年，在中国1瓶重0.12克的青霉素，相当于0.9克黄金的价格。直到1952年，全国的抗生素产量仅为0.03吨，与国人需求相去甚远。
“一五”计划在1953年开始实施，中国引进一批前苏联技术，华北制药厂、东北制药总厂和太原制药厂都是此时兴建或得以发展。
“计划经济”时代的制药业，也同工业发展路径一样，集中全国资源到一处，后来亚洲最大的青霉素生产基地华北制药厂正是发端于此。
在华北制药厂的筹备过程中，培养青霉素菌株的孢子一直从前苏联空运而来。援建人员主要来自山东新华制药厂、沈阳东北制药总厂和上海第三制药厂，还有大批复转军人和就近招收的新工人。
直至1958年6月3日，华北制药厂流水线上的第一批青霉素正式完产，并在同年底培育出中国第一株自己选育的青霉素菌种。青霉素的量产使中国摆脱了对进口的依赖，带动了药品的普及和降价。
药品紧缺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其实在1949年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用于消炎的土霉素、红药水（红贡）和紫药水（龙胆紫）都是“国民神药”，这些药现在都已销声匿迹，原因就是明显的副作用，如土霉素现在主要用来治疗动物腹泻和鱼缸消毒。然而，当时人们没得选。
技术和资源的困境难以一时解决，钱和人的分配就显得更加重要。
这一时期的国民健康水平其实已实现了大幅增长，得益于当时以“预防”为主的理念和借鉴前苏联经验建立的医疗服务体制，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扩大。
卫生是国家的福利事业，彼时，城市以公共财政拨款为主，机關事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企业实行劳保医疗，就连多数职工家属看病也能享受报销福利;农村以集体经济合作为主，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普及。
策略上，医疗领域的重点集中投入在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上;技术路线强调中西医结合。
城市建立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形成三级卫生防疫体系。人口占比89%的农村，则以县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为枢纽、以村卫生室为基础。由此，后来被统称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1969年农村开始大办合作医疗和出现“赤脚医生”热潮，分别解决了钱和人的问题。“幸亏当时的农村疾病主要是感染性普通疾病，诊疗相对简单。”回头去看，北京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国恩向《财经》记者表示庆幸，没有任何医学基础的他就当起了村医。
上世纪70年代，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知识青年分成两拨人，从城市去到农村的叫下乡知青，农村家庭的叫回乡知青。那个年代没了高考，招工、招干、接班、推荐上大学等稀缺工作是城市下乡知青非常有限的发展机会，回乡知青的成长道路就更窄了，包括当兵、乡村教师和“赤脚医生”。
刘国恩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四川茂县蓝店坡村，在岷江旁依山傍水。不久他被生产队长告知，因为村里需要村医接班老中医，他是文化程度最好的中学毕业生，所以被安排做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没有医学基础知识，我只能向老中医学习，抗生素、红药水、消毒酒精和草药是行医的常用手段，向书本学习，也在动物身上试验，我们都是人医、兽医双肩挑。”刘国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