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贯诗文中的道教思想影响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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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元代士人的学术背景复杂，其中包括有道学在内的众多流派。各宗教经过长足的发展，最终也在元廷的政策支持下成为思想界的重要力量。包括道教在内的宗教思想在各学术流派“流而为文”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柳贯的诗文创作即体现出鲜明的道教思想影响痕迹。柳贯诗文中的道教思想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性命与玄微命题的探讨，具体内容则为对道教人士仁义高蹈之生活的赞美推崇与对道教神明福善祸淫之威力的忠孝演绎。
关键词： 柳贯 道教 性命 忠孝
一、元代道学与道教发展的政治与学术背景
金华学派是南宋朱子学在元代的嫡传正宗，它由朱熹嫡传弟子黄幹开辟。“金华之学”在元代出现了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四先生”，其学术思想也以正统自居而株守师说。但是在元代特定的政治学术背景下，“金华之学”的正统色彩也逐渐被其内部新变所冲淡，出现了“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而不仅“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又得朱子之文澜”[1]的文化现象。柳贯作为元代金华学派后学被视为该文化现象的代表道学家文人，甚至其文人色彩较之于其道学家色彩更为浓厚。
关于这一不仅出现在“金华之学”中的道学“流而为文”文化现象的成因，查洪德先生在其《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总结为：知识分子由于反思宋儒鄙视文艺而出现的兼综文理学术走向，由于缺少科举的仕进道路而转攻诗文的必然结果，金源统治地区原有的重视文艺的苏学学术背景的潜在影响，宋代学术门户被打破之后的学源交叉带来的学术变异，以及元代崇尚实用的文化政策对文章写作重视的导向。此外，尚有文学之士对理（道）学的普遍接受[2]。以上分析可谓切中肯綮，但对元代其他文化现象及相应文化政策的考察似有所欠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元代对各宗教的扶持政策所发挥的具体影响。
元代是继汉末魏晋以来各类宗教大行其道的另一繁盛时代，《元史·释老传》[3]记载：
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
元代不仅不遗余力地扶植中原传统的佛教、道教，同时对藏传佛教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宗教也表现出同样的支持态度。若将儒教也在广泛意义上视为宗教[4]，则由之发展而来的本身即带有一定宗教性的宋元道学也属于当时“宗教”的重要一支，并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对广大民众起到教化驯育的作用[4]。
元廷对各大宗教的利用大多只停留在为国家禳灾祈福与培养底层官吏的实用层面上，但对之却具有强烈的依赖心理。元代对宗教祭祀的倚重程度非常高，其值江南半壁战乱纷攘，大都即将陷入绝境之前，仍然不忘致敬海岳，有寄托荡寇希望于祀典的思想倾向[6]。但元廷对各宗教的支持力度却有所不同。其最为服膺者为藏传佛教，并为之设立了专门的大型政教合一管理机构。这使之不仅在宗教地位上，也在政治地位上处于独尊的地位，并自始至终都未受到过政策打擊；汉地佛教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宋以前的光彩而无甚大发展，但也并未受到过严厉的政治钳制与制裁[7]。由此可见，道学虽在元代中后期被确立为当时科举进身的官方学术，但由于科举制度时兴时废，其对想要进入仕途之士人的帮助程度是有限的，宗教却成为更多一流知识分子所选择的终南捷径。
与对藏传佛教乃至汉地佛教的宽容态度相比，元廷对道教的政策则因时代推移多所变改。作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中原地区拥有广泛的民间基础。随着元廷对南北中国统一进程的展开，其对道教的利用势必从最初的独尊一派以大量收揽人心，进而变为对处于独尊地位的教派的打击，并因此而扶植其他教派以达到政治上的制衡。
除佛道之争中的被迫焚毁经版外，纵览元代道教发展历程即可以发现，成吉思汗未攻陷金源地区时委命以丘处机为代表的全真教统领天下道教；至元世祖克定江南即诏见龙虎山天师张宗演并命之主管江南道教，由此则初步形成了后世所谓“南正一，北全真”的天下道教格局。这固然有由于统治地区扩大以便管理的因素，但是也由此分散并打击了全真教在士民中的势力。此外，元廷还对太一教、大道教、净明道等道教教派进行过扶植。
较之于在其他朝代，道教由于顺应了三教合流的历史趋势而创立了众多不同以往的民间教派，尤其是全真教的出现完成了新佛教、新儒教充分发展后建立新道教的任务，其对政治与文化影响的深远程度随着元廷对宗教的强烈重视又攀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因此，宗教对元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可忽略，而宗教对文学的积极影响也是在道学“流而为文”的过程中起作用的重要因素。
二、柳贯接受道教思想影响的学术基础
首先，柳贯本人的学术背景复杂，这也是由上述时代特点决定的。柳贯本人先在家乡从金履祥受道学之“微辞奥义”，从方凤、谢翱、吴思齐等遗老学“忧深思远，慷慨激烈”之“古文歌诗”；随后又游历杭州，与方回、龚开、仇远、戴表元、牟应龙、胡之纯、胡长孺“往来咨叩无虚日”，从而“凡学问之本末，文献之源流，历历如指诸掌”，因此则“自经史、百氏至于国家之典章故实、兵刑、律历、数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黄溍《元故翰林待制柳公墓表》）[8]。他又出生于道教文化自古昌盛的江浙地区。当其步入仕途，全真教已在佛道论辩的失败中出现了衰微的征兆。正一教中由张留孙与吴全节开创的玄教一支正得到元廷无以复加的宠信，其以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与高深的符箓占卜手段在元大都与当代名流相交甚欢。在学习与入仕的过程中，柳贯受到道教思想影响不足为奇。
其次，道教同道学的渊源关系[7]与其飘逸不羁的文学气质促使柳贯对道教具有认同感。柳贯对道教的认可具有时代普遍性，他幻想道教领袖“骑日月而游四海，想神驭之如存；官阴阳以遂群生，尚物情之咸赖”（《刘德仁加封真君制》），这实则是对道教精神的具体化表述；“微显阐幽之故，昭乎祸淫福善之机”（《圣治太平宫真君加封诰词》）则更能概括他在实际与精神双层面上对道教的认同，亦即其所说的“根诸性命之学，至诚灼见于蓍龟；故形为祸福之言，妙用不离于橐龠”（《九宫山真君加封诰词》）[8]。
“性命”本是先秦时期即已出现的传统哲学范畴，《易·乾》之《彖》即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孔颖达疏曰：“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寿夭之属是也。”[9]此时固已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之所禀受的内容与天道联系在一起，从而经过后世哲学家的一再发挥而成为更加深奥精致的“性命之学”，宋元时期的道教内丹学更为“性命之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
儒家对个人性命的安顿不外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10]的传统模式，当这种传统模式同形而上层面的“道”或“理”相结合之后则出现了一种更为微妙玄通的思想范式，从而将天人合一作为最高的人生目标以安顿性命。这正是道学与道教思想对个人性命安顿在形而上层面上的深刻相通之处，是道学家吸收道教思想的根本契合点。此外，新道教对个人心性的修养多采取清虚笃静并践行忠孝仁义的方法，这则是其与道学家的修养功夫相关联的基本结合点。
朱熹曾利用宋代道教内丹学著成《〈周易参同契〉考异》并认为其书深奥，故历代道学家亦多参究道教思想，作为朱子后学的柳贯更难以避免对道教思想的深研。但是作为道教修炼之术的内丹学也与道学思想存在矛盾。无论是全真北宗的先命后性，还是南宗的先性后命，内丹学毕竟是为修道成仙提供出世法门的超越宗教哲学。道学家对内丹学的崇敬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于对个人修养与道德践履的有力方法的借鉴，对其他道教思想则多采取“圣人以神道设教”（《易·观》）[9]的思维模式加以利用。就此也将个人修养与道德践履的方法推广到民间，并利用神明的存在为民请命以祸淫福善。
因此，柳贯的思想体系也对道教思想进行了玄妙与实用的双层面吸收，其最终目的在于将天人合一悬设为最高的修养境界，从而通过对德行的修持以安顿个人性命。
三、柳贯诗文中接受道教思想的具体表现
道教对柳贯诗文创作的表层影响首先体现在创作题材上，突出表现即与道教人士的相互酬赠，借由宫观道院的写景抒情，以及代祀岳渎与道教圣迹的公文创作等等。此外更进一步的影响则表现为道教概念在诗文中的大量运用，以及道教神仙境界在创作中的反复营造。各题材内容在相互之间既有交叉，也有各自独特的表达形式与写作风貌，但是都弥漫着浓厚的道教色彩。深层影响则基于上述其对道教的一贯态度，即重视道教对个人性命乃至国家祸福的安顿，乐于探究道教中所涉及到的与道学命题相接近的玄微哲学，从而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对道教人士仁义高蹈之生活的赞美推崇
纵览柳贯诗文，与之交往的道教人士众多，其中除才学较著者如朱本初、吴全节、张雨、薛玄卿、查广居等外，尚有张与材、张仁靖、盛高霞、祝丹阳、赵虚一、张靖明、何大方、唐可升等，其余未考者尚有曹尊师、周尊师、叶道士、邓道士等。柳贯本人对这些道教人士或许并不熟悉而仅为公务所需而为之创作，但其中大部分是他个人真心推崇的当代高道，这主要体现为对这些道教人士生平事迹的叙述与精神面貌的描摹。其中代表性作品为《曹尊师求白云楼诗》《圜一道人墓碣铭》《金溪羽人查广居墓表》[8]。
《曹尊师求白云楼诗》全诗如下：
炼师养母处，白云蔼丸丸。朝飞映皓鹤，暮返随青鸾。兴言芝术餐，未贷菽水欢。母年不满百，真形葬空山。云来复云去，泪眦讵能看。飘飖檐前景，杳没堂上颜。茫茫天地间，人云同一观。故虽仙者形，安能久坚完。逝川日沄沄，理定无回澜。名教信可乐，孝行垂不刊。吾闻居楼人，锄云种琅玕。大丹几时熟，吾当候仙坛。
全诗以白云起兴，就白云写曹尊师的居所，带出其潇洒飘逸的人物形象。使之同被白云环绕的缥缈楼居紧密结合，这是全诗情思绵绵而又游走回环的一面。与此相连带的是对曹尊师能够以此“仙居”孝养母亲之行为的由衷赞美，以及由此引发出的对人生短暂与天地永恒变化之间矛盾思考的理趣。这种理趣同情思相绾结就显得既不生硬质直而又左右映带，体现出元代中期诗文文理皆重的盛世特色。全诗并非主要展现为柳贯对道士脱略世事名教的山林生活的铺张描摹，而重点表现对曹尊师能够将母亲养老送终之孝行的赞美，其对道士生活的藐视名利与追求超越的高尚情操的褒扬倒在其次。曹尊师的这种道德践履与生活态度已经同道学家的精神风貌相类似，这是柳贯基于自身道学修养以吸收道教思想并影响到其诗文创作的重要表现。
《圜一道人墓碣铭》也体现出相类似的重孝思想，但在文中刻畫了圜一道人的精神面貌，可以代表其本人所赞扬的高明正大的方外之士形象：
圜一道人为老佛之学，得其玄微，而不滞于名相，所谓游方之外者也。道人颀身广颡，疏眉秀髯，常所载履，草冠绳屦而已。然其风神旷朗，人望之如古仙剑客。性嗜游名山水，在数百里间，一筇径造，兴尽即还。居乡不为崖异，而视世人用计巧取之术，疾之甚于犲虎。
圜一道人本为宋代遗民，在战乱中侍奉母亲甚为周全。其本人虽然精通深不可测的老佛之学却并不特立独行，平居不拘小节，随缘放旷，大有“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10]的气象，故而柳贯为之铭曰：“以知养恬，而游于玄。生不百年，乐哉其天。”表现出对其风神的钦赞，而这种风度之中也隐约逗露出道学家处士形象。
《金溪羽人查广居墓表》则刻画了一位热衷于诗歌创作学习的道士形象，揭示了诗文在联结道士与道学家友情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高水平的文化修养与高蹈飘逸的人生境界，才使得道士能够在与道学家的交往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查广居本人虽无孝行可称，而其为人也非性格中和之士，但是他乐于探讨诗道且神思机敏：
泰定丙寅，余以提举事莅豫章，君将游匡庐，过之，与极论诗道，而余锐欲翼君以进。……明年君即馆豫章，还往益熟，议论益切。……以为江右后来之秀。君早孤，质厚而近迂，所交多畸人静士。雅嗜佳山水，杖屦所历，揽结奇秀，资之赋咏，无遁思焉。
这不仅表现出柳贯本人对具有文才的道士的推崇，也体现出元代道教人士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柳贯所在的南方以龙虎山正一道提举三山符箓，主领南方道教，天师世家世代累积的文化素养成为其发展的重要底蕴；而柳贯所出生的江浙地方又以茅山道士最为出名。南方道教多为自汉末魏晋以来便繁荣发展的道派，其中尤以茅山宗最具文人色彩。由该宗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编撰的《茅山志》记载了大量的文人题咏，其中不乏道士诗人的篇章，这就为茅山宗积累了浓厚的书香雅韵[11]。雅正的诗文风气与元代中期文人呼吁的盛世文风相呼应，使得南方道士更能适应时代的需求而跻身统治阶层。这又使雅正的诗文风气被贯彻到与道教相关的诗文作品中，与以全真教为道教主流时的通俗粗粝诗风文风相区别。这也在柳贯与道教相关创作的总体风貌上有所体现。
（二）对道教神明福善祸淫之威力的忠孝演绎
作为以祈福禳灾和符箓占卜为特色的正一道各派，其所树立的道教神明具有重要的教化世道人心的作用，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对其进行扶植的重要原因。道教神明以其自身所具有的驱邪避鬼和福善祸淫的威力而在民间具有广泛的信众基础，这是与中国传统神道观念结合得更为紧密的宗教思想。柳贯也在创作中潜移默化地表达着此类思想，但由于其作品多表现为官样文章，故而也可以视为他在理解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对元廷的祈祷与人心的规劝。
柳贯在《题〈谌姆授道许旌阳图〉》后半道：
前行拥豹节，后车载霓旌。凤飞亦既远，箫勺有余声。匪观蹈道机，曷识顾养情。茫茫大九州，裨海环一瀛。谁者为蠛蠓，谁者为鳣鲸。稽首阿姆言，吾今亦长生。葆冲总群萃，亿龄歌太平。
诗中所表达的“大九州”的豪迈心态当是元代版图空前辽阔在诗人心中所感召出的回响，而借由周流上下的仙道来护佑如此巨大之版图境内的万岁太平，则成为了道教神明在元人愿望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敬题〈金德星君真形图〉》也在铺张扬厉的结尾重申了“煌煌之精降为穰，物不疵疠民不殃，千秋万岁国乃康”的祝愿，而在《吴玄德真人出祠阁皂山诗次韵》中也用“祭泽寻常先及物，威颜咫尺不违天。即今汉乐多崇祀，若昔殷家有历年”[8]的诗句美化元廷的崇尚祭祀，并认为祭祀所得的福泽应当先为百姓所享。
与百姓生活更为切近的当是在民间建立的各种祠庙，其在《全宁路新建三皇庙记》中道：
三皇开天立极之功，千万世帝王所由宗，而历代未有祠。祠之，自我圣朝始。夫既始祠之，而其尸祝之事，乃独托之医家者流，所以神三皇之道，以兴物前用，累圣稽古教民之意，微矣至矣。
记文开门见山地提出祭祀三皇自元代开始的观点，体现出道教神明观的普世化：但凡对百姓日用有所贡献于对世道人心有所补救的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传说中的人物都予以神格化。其目的不外乎倡言忠孝，即所谓“上以承国典，而下以顺民志”（《李武愍公新庙碑铭》）[8]。本属儒家祭祀的先圣由于在民间被编排进大量怪力乱神的圣迹而渐为道教祭祀所接管，这一祭祀权的历史流转至关重要[12]。
柳贯本人明显也服膺这种可以上传下达的宗教思想，其在《常州路城隍新庙记》[8]中道：
城郭所以域民，凡而高城新隍，以沟以封，欲其居无隍，患有圉也。夫民所瞻凭，以兴财致用者在是，则城隍之有神，是宜世载其英，以岁时承报于无已。……今其民，非昔之死孝死忠者之子若宗乎？保聚教训，胥及三纪，上之涵育，神之廕休，有引有翼，其不自兹衍以硕乎？
这段表述更表现出民间道教信仰体系在柳贯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其适足以“保聚教训”而使百姓“死孝死忠”。虽然不乏愚民之嫌，但是这种信仰也确实有利于使百姓的心灵有所凭依，从而“兴财致用”以促进百姓生活的积极正常开展。其言外之意也正在于献忠行孝才能获得神明的护佑以保命养性，这也是宋代以来三教合流对道教思想产生的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道教以其与道学思想的深刻渊源而在元代道學“流而为文”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通过对柳贯诗文受道教思想情况的具体探析也可以揭示出元代文学受宗教思想深刻影响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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