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中的民俗审美意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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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部具有浓郁民俗审美意蕴的乡土小说，《边城》将湘西的人物、事件、生活环境等要素融汇在民俗叙述的框架内，将人物的生命意蕴物化为民俗视域下的诗意表达。小说中运用了很多民俗事象来建构人物和事件，这些民俗事象一方面是湘西民风民情的直接映射，另一方面对小说的情节建构和人物塑造也有独到的意蕴和作用。
关键词：《边城》 民俗 审美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是一部具有浓郁民俗审美意蕴的乡土小说。民俗学者陶立曾说过：“民俗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它还是民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1}《边城》把朴实却意蕴丰厚的湘西民俗世界作为书写背景，并将其中的人物、事件、生活环境等要素聚焦在民俗学语境的架构内。沈先生用抒情性的叙述话语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湘西民俗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边城》所描绘的民俗既充实了小说又成就了小说本身，尤其对小说的情节建构和人物塑造都有其独到的意蕴和作用。
一、歌谣：湘西古老的民间文艺
歌谣在传统社会是最具娱乐性的一个表现形式，最早在《诗经》中就有相关的诗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在民俗学视域中，钟敬文先生认为：“（民谣）属于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2}
《边城》里有很多民歌段子，外公为翠翠唱的歌、翠翠渡船时唱的歌、边城人的船歌等等，有的表面听来略显甜蜜和浪漫，其实从其本质来看，却在彰显一种浓烈而厚重的生命观。例如翠翠曾经唱过一首迎巫神的歌：
你大神，你大仙，排驾前来站两边。
关夫子身跨赤兔马，
尉迟恭手拿大铁鞭！
你大仙，你大神，云端下降慢慢行！
张果老驴上得坐稳，
铁拐李脚下要小心！
福禄绵绵是神恩，
和风和雨神好心，
好酒好饭当前陈，
肥猪肥羊火上烹！{3}
从这首通俗的巫歌中，我们可以看出湘西茶峒人的宗教信仰，可以庇佑他们的神仙有关公、尉迟，以及“八仙”中的铁拐李和张果老。这四位神都归在道教神仙体系中，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出有一部分当地民众可能是信奉道教的，并把某些道教神灵作为他们敬奉崇拜的神。这种敬奉崇拜不仅沉淀在其内在的精神世界中，还被直白地表露在民间歌谣当中，这也说明他们的信仰是不隐藏的，反而是大大方方让众人知晓的。
除此之外，“情歌，是民间歌谣中数量最多，也更加脍炙人口的一种。在历代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4}。虽然小说中并没有罗列具体的歌词大意，但从侧面我们也可以领略到情歌在当地民众生活中和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例如翠翠的母亲和父亲因对歌而私订终身，翠翠的外公在给翠翠讲其母亲和父亲白天对歌的情景时说道：“一个在半山上竹篁里砍竹子，一个在溪面渡船上拉船。”{5}当地民众甚至会为自己心爱的人唱三年六个月的山歌来表明心迹，这种执着和朴实也是为人们所称道的。
湘西人在歌谣中还总能加入一些俏皮幽默的俗语，使得小说在内容和语调上突显出典型的地域特色。他们对生命的感知和领悟也都在这些口头传承的民俗语言中流传和沉淀了下来，同时也彰显了一种朴实的真善美。比如翠翠所唱的：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
……
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
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
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6}
这是翠翠在端午节摆渡时看见其他女孩所戴的配饰时唱的歌，看似随意的歌唱却隐藏了翠翠一些朦胧的个人意识。这种诙谐幽默的歌谣一方面反映了当地长幼排辈的风俗习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翠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
二、沈从文笔下的民俗世界
（一）婚姻民俗
沈从文是用写作来改变人们对男女情爱关系的传统态度的中国新知识分子，他赞扬苗族人或边远地区人民浪漫而不受拘束的爱。《边城》中写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责与轻视。”{7}从苗族文化的角度来看，当地的舆论并不非常强调妇女的贞洁。文中的顺顺，娶的老婆就是一个小寡妇。翠翠的母亲，“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8}。湘西人并没有认为这是伤风败俗的事，反而对这种事有很大的包容心，甚至有时将其当作是迷人的回忆。
在中华文明中，男女关系一直是比较隐讳的，而苗族男女青年则崇尚恋爱、婚姻自由自主。例如在贵州，苗族男女相互爱恋的情歌叫作“马郎歌”，男女公开自由社交活动的草场叫作“马郎坡”，青年男女择偶的社交活动叫作“摇马郎”。他们在“马郎坡”上谈情说爱，双方情投意合之后就可以谈婚论嫁，父母无权干涉。沈从文笔下的苗族恋爱故事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把这些故事作为对爱的原始力量来赞美。《边城》就是这样的爱情故事，即使有着淡淡的悲剧色彩，但至少抹上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
《边城》里描写的茶峒人的婚姻方式也极为独特。在苗族人居住的茶峒，既有通过媒人上门求亲的方式——所谓的走车路；也有男子站在溪边、山崖或竹林唱歌给女子听，独唱或俩人对唱，在唱的过程中了解对方，直到结亲——所谓的走马路。走马路表现了湘西民众在婚姻选择上的宽容、自由，并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与抹杀，而是彰显了自然、率真的人性。于是，在“月光如銀子”的夜晚，“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的时候，外公给翠翠讲述母亲就是通过唱歌爱上了一位军人的故事。于是，翠翠也要用唱歌的方式来选择情人。当傩送在对岸山崖上唱歌给翠翠听时，她“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9}。翠翠的梦折射出她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她能在潜意识里与唱歌的傩送相应和，“平时攀折不到手”的虎耳草现在很容易摘到了，这表明了她内心已经明确了对傩送的感情。通过唱歌来自由地追求爱情，如此诗意浪漫的民间风俗很典型地反映了湘西人的生命形态和人生方式，体现了湘西人淳朴真挚的人性美。
（二）丧葬民俗
《边城》里除了对婚姻习俗的描写之外，还有对丧葬仪式的叙述。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又叙述了翠翠外公的丧葬仪式。他的葬礼是由生前的友人帮助翠翠操办的：“黄昏以前老道士用红绿纸剪了一些花朵，用黄泥作了一些烛台。天断黑后，棺木前小桌上点起黄色九品蜡，燃了香，棺木周围也点了小蜡烛，老道士披上那件蓝麻布道袍，开始了丧事中的绕棺仪式。老道士在前拿着个小小纸幡引路，孝子第二，马兵殿后，绕着那具寂寞棺木慢慢转着圈子。两个长年则站在灶边空处，不成节奏胡乱的打着锣钹。老道士一面闭了眼走去，一面且唱且哼，安慰亡灵。提到关于亡魂所到西方极乐世界花香四季时，老马兵就把手托木盘里的杂色纸花，向棺木上高高撒去，象征西方极乐世界情形。”{10}可以看出丧葬仪式要请道士来做法事，而重要的步骤是进行绕棺仪式，一面带领亲人绕棺转圈，一面哼唱经文超度亡灵。在湘西人的心目中，死是一件大事，所以遇到丧事，亲戚邻居总是会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来帮忙操办。他们认为生命的消亡是“命”的安排，无论何人的亡灵都应该得到妥善安置。
（三）节日民俗
岁时节日是包含有某种风俗内容的约定俗成的特定节日。《边城》里的民间节日主要介绍了三个：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与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11}岁时节日在小说叙事架构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表面来看它突出描述了边城人的节日生活模式，从深层剖析则是从岁时节日创造了翠翠和其他主要人物的出场环境，把岁时节日作为一种符号贯穿在小说中来展现一种简单朴实的生活美。作者用相当大的篇幅来描写边城人的日常生活，借用民俗事象构筑起小說的结构框架。节日为翠翠和外公以及顺顺一家的会面制造了机会，为之后情节的延展变化进行了铺垫。所以，沈从文先生多次重视节日的书写，也有其重要的考量。
《边城》选取端午节作为串联小说情节的结构线索，说明了作者对民俗文化的重视程度。在民俗学的视域中，节日民俗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民俗事象，它一般是用特定的民俗活动构成节日文化主体内容，其中常常融汇了节日习俗、民间信仰、狂欢娱乐等多层面民俗文化内涵。在湘西人心目中，端午节可以算作是一个具有独特表现形式的节日，期间会举行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活动，所以端午节在《边城》里被作为重点节日去描写。
“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12}妇女之所以刻意着装打扮，是因为这一天会举行龙舟竞赛和捉鸭子比赛，决出的胜利者是男人力量美和智慧美的表现，也因此能常常能获取女子的芳心。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把具有浓厚原始宗教内涵的端午节转变成民众展露能力、寻觅佳偶的时机，其中闪烁着生命存在的诗性美和人性美。{13}
《边城》的主要故事情节都与端午节有关，在第一个端午节翠翠与傩送相识并萌生了爱情的种子；第二个端午节翠翠结识了天保，天保也爱上了翠翠；第三个端午节则变成相亲会，翠翠和团总的女儿一起到顺顺家的吊脚楼看人。所以不难看出，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命运的起伏都与端午节这一民俗事象有关联。独特的风俗习惯、浪漫的爱情萌芽、朴实的人生态度等都为小说中的端午节增色不少，在这里民俗、爱情、人性三者发生了紧密的联系，端午节的民俗意义有了更深层次的内涵。{14}
三、民俗对小说情节和人物的建构
（一）情节串联方面
结构主义叙述学认为，情节不再是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而是“属于‘话语’这一层次，它是在话语这个层面上对故事事件的重新组合”{15}。民俗对小说的情节可以说起到了串联的作用，构成了一个个情节链之间的中心环节。作为叙事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事象被依次纳入承前启后的情节链条之中，继而构成了小说情节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其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作用。作为情节链条中的关键点，各类民俗事象被沈从文先生恰到好处地运用在小说之中，这种运用是自然而然的，并非刻意雕琢。
在《边城》中，民俗事象对小说情节方面的链接作用主要表现为“对歌”。“对歌”成为翠翠与傩送表达爱情的典型的民俗形式，也是小说情节中的重要链条。“气候既到了中夏，半夜里不冷不热，穿了白家机布汗褂，到那些月光照及的高崖上去，遵照当地的习惯，很诚实与坦白去为一个‘初生之犊’的黄花女唱歌。露水降了，歌声涩了，到应当回家了时，就趁残月赶回家去。或过那些熟识的整夜工作不息的碾坊里去，躺到温暖的谷仓里小睡，等候天明。”{16}这里描述的是傩送依照当地风俗为翠翠唱歌来表达爱慕之情。故事情节在一唱一和中得到了推进。正是有“对歌”这一特殊民俗形式的存在，才为翠翠和傩送的爱情之路及日后的发展做足了铺垫。
（二）人物塑造方面
根据弗莱的观点，所谓原型，“一是指原始模式、原始意象，二是指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大量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同类型主题、情节、人物、意象或象征”{17}。在小说的人物塑造方面，沈从文先生就选用了一些原型来塑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天保眼中翠翠的形象，天保向翠翠祖父夸奖翠翠时说：“老伯伯，你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18}在这里，作者之所以把翠翠比作“观音”，是因为“观音”作为佛教神灵一直被视为“美好”的代名词。沈从文先生通过“观音”的原型塑造出了翠翠这样一个美好的湘西女性形象，当然这也是湘西女性的典型特质——善良、美丽。沈从文先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多次运用了“观音”的形象，如《阿黑小史》中的阿黑、《卒伍》中的莲姑都被赋予了“观音”的某些特质。{19}
沈从文先生曾以“乡下人”自居，在谈及《边城》的创作时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0}所以，《边城》中巧妙运用了许多典型的民俗事象。这些“接地气”的内容不仅真实再现了湘西人民淳朴的民风民情，推进了小说的情节建构与人物塑造，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一种积极、自由、乐观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所以，《边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极具浓厚民俗审美意蕴的小说典范。
{1} 陶立：《民俗学》，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② 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38页。
{3}{5}{6}{7}{8}{9}{10}{11}{12}{16}{18}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第134页，第107页，第83页，第76页，第134页，第159页，第85页，第85-86页，第130页，第103页。
{4}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13} 黄景春、李琦：《端午节民俗宗教论析》，《宗教哲学》2011年第6期。
{14} 刘红：《诗意的提升：民俗语境中的〈边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8期。
{15}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17} 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19} 罗宗宇：《论〈边城〉对民俗的叙事建构》，《贵州社会科学》
2007年第3期。
{20}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作 者：李 琦，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俗学、民间文学。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