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接受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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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早期的民彝自由观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观有一个思想和时间的发展过程，这种变化是其强烈的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指向性、其民彝自由观的群体指向性、以及李大钊自身的与时俱进的性格特质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转变原因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先后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等，国家的颓势一日甚似一日，生活在其中的李大钊，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把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最强音深深铭刻在自己的脑海中。李大钊一生都在追求国家的富强，民众的觉醒。对于李大钊而言，其所有的观点都是为其开启民智，改良政治，救国救民的理想而服务的，因此其思想有着极其强烈的目的性。早期李大钊基于反对袁世凯专制，维护共和国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立场，持民彝自由观，而在十月革命以后，则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持一种马克思主义立场。本文试图对李大钊马克思主立场的接受过程进行分析，探讨其接受路径和原因。
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特性分析
考察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必须基于他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情况，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李大钊作为完整系统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其实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可以挽救中国命运的思想武器介绍到中国来的。如果说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是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那么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就是他介绍马克思主义进中国的直接原因，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固定的、静态的公式，把李大钊思想肢解为一个个符号来进行“对号入座”，此来衡量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毫无疑问是脱离现实的，其结论的可参考性也值得怀疑。笔者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从李大钊本人的目的出发，去考察马克思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李大钊的疑惑，解决了李大钊的问题，李大钊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方法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这样才能从现实出发考察出李大钊是怎样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以及这一转化是怎样发生的。
二、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接受路径
正如前文所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和路径都是从他本身已有的知识背景和想要解决的问题出发而产生的。因此，笔者认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由了解向理解程度迈进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后一阶段则是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试图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尝试。
（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由了解向理解程度迈进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
一九一八年七月撰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文章，李大钊开篇就指出：“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2]也就是说，俄国革命不同于其他国家革命的地方在于其主力是社会党，革命的目的是“俄人今日之涣汗绝叫，所索者‘面包’”，[3]是“立于社会主义之上的革命，是社会的革命”。[4]李大钊不断强调社会革命，是和他自己的民彝思想紧密相关的。在民彝观中，李大钊指出民彝是民之秉彝，是普通民众所拥有的不可改变的天生本能，发展民彝，使民彝彰显于政治实现良政才是挽救中国的道路。而俄国的社会革命，正是社会党作为主力改变了以往的政治组织形式的一次成功革命，是他国的一次普通民众力量的有力展示，因此俄国的“社会革命”得到了李大钊的格外注意是不足为奇的。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撰写的《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社会的结构，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5]而劳工是什么呢？“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李大钊认为劳工就是占世界大多数的具有劳动能力的普通人，因此劳工即庶民。这里更可以清晰地看到李大钊认为的劳工、社会和他之前的民彝观中的“民”的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民”的抽象概念在这一影响下也开始和劳工阶层，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联系起来有了具体的内容。
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撰写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开始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俄国社会党革命胜利的深层原因，在这里，他发现了bolshevism，即马克思主义。“bolshevism就是俄国bolsheviki所抱的主义”，[6]“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寻他的语源，却有‘多数’的意思。”“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生产利益的制度打破。”“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李大钊在此清楚正确地认识了bolshevism的目的，即打破世界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社会，他也开始接受这种马克思主义式的对俄国革命的定义，这也为他系统介绍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同时，李大钊还指出“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7]这明显是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呐喊造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李大钊此时开始对bolshevism（马克思主义）有了理论上的认识，另一方面，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其中国革命具有借鉴和鼓舞的作用的基础上的，李大钊对于中华民族命运的关心始终是其思想发展变化的最根本原因。
（二）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的应用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李大钊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认识，之后他就开始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撰写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李大钊首先根据达尔文进化论来分析道德的产生。“人类的道德心……乃是社会的本能，这社会的本能，也不是人类特有的，乃是动物界所同有的。”[8]群居动物具有为了社会全体而舍弃自己的牺牲心，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持种族的延续。因此，道德是动物界的产物，是动物的本能，和自我保存、种族繁殖等本能有着同一根源。因此，道德不是超自然的产物，其基础就是物质和自然。其次，他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道德产生变动的原因。“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9]首先说哲学和宗教，上古时期知识和能力匮乏，人类崇拜自然力，到了生产技术进步的后来，一类人渐渐掌握权力，人类由受制于自然变为受制于某些人，于是把自然物当做有力的人去崇拜。欧洲工商业发展以后，资本家阶级由于其地位的变动产生了与贵族僧侣一样平等自由的要求，于是导致了宗教改革。以上梳理表明“宗教、哲学都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10]然后，李大钊分析了老人和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动与时代和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紧密关系，还结合欧洲大战后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男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并指出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必须同步的结论。因此，“风俗习惯的变动，也是随着经济情形的变动为转移的。”[11]
在一九二零年一月撰写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李大钊试图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首先阐明了他的观点：“经济上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12]然后，他从中国的社会制度开始分析，阐述了中国的物质经济状况以及与其相对应的纲常、名教、道德、指出了其本质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13]到了近代，西洋文明入侵中国，动摇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根基。日本作为东亚小国，禁不住压迫首先采用了西洋的物质文明，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思想界随着这种物质的变动起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农业基础比较深厚，虽然受到了西洋的工业压迫，其基础的变动却比较缓慢，再加上中国人对这种压迫的仇视，极端排斥其文化和器物。但是中国的政治抗拒不敌欧洲的压迫，租借口岸、割让土地、开放市场、对国内的手工业和家庭工业造成巨大冲击从而破产，于是无产阶级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经济变动是外力压迫的结果。农业经济基础的崩溃首先就导致了家族制度的破灭，政治上兴起了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政治运动；社会上兴起了打破家长专制、夫权社会的解放运动；政治上兴起了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劳工运动。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名教纲常不是永恒的真理，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东西，中国现在是处于无产阶级地位，而这种变动是不可逆转的。
三、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的原因
（一）挽救民族危亡梦想的破灭与救亡的新希望
李大钊在民彝自由观时期以民彝为基础，围绕自由这一中心，构筑了一个由由民彝自由发展到民彝彰显与政治从而达到良政来挽救民族命运的完整理论体系。在那时，他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做出了积极肯定的同时，对国外的民主共和制也进行了深入考察，对中华民国的政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个时候，李大钊笃信民主共和制是最优良的政治，是可以达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最好路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战争一开始，李大钊认为这是欧洲人追求自由的结果，“欧洲战焰之腾，杀人盈野，惨痛万千，此欧人新生命诞孕之辛苦也。而欧人不避此辛苦，勇往奋进以赴之者，则欧人欲得自由之努力矣。”[14]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李大钊开始慢慢修正自己的看法，“联军各国，相率督其盟军，与凯撒抗战，昂首阔步，以登龙骧虎斗之场。所争者何物？曰：‘权’而已。”这里的权指的是权力与霸权。在这里，李大钊虽然还不能深刻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在原因，但是面对战争的惨状他已经意识到了欧洲各国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李大钊此时开始对民主共和制发生了怀疑。可以说，李大钊时时刻刻都把中国的形势放在世界这个大范围内考量评估，这种眼界和思考为他比较、分析各种政治道路、政治思想，从此转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李大钊早期民彝自由观的群体指向性和马克思主义观的民众观
李大钊早期所持的民彝自由观虽然有个体性基础，但是其指向明显是群体性的，而李大钊把民彝的特性赋予个体，其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争取个人的自由，而是以个人自由为条件发展民众的民彝，使民彝彰显于政治，实现良政，从而为他挽救国家民族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也就是说，民彝自由观在李大钊这里虽然具有个体的基础，但是其最终指向却是群体性、目的性的。李大钊不断强调“社会革命”，是和他自己的民彝思想紧密相关的。在之前的民彝观中，李大钊已经指出使普通民众所拥有的不可改变的生之秉彝彰显于政治实现良政才是挽救中国的道路，而俄国的社会革命，正是社会党作为主力的一次成功革命，是他国的普通民众力量的有力展示，因此俄国的“社会革命”才得到了李大钊的格外注意。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联合专政正是要求全世界最普通最广大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打破旧制度，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制度的斗争，因此李大钊民彝观向马克思主义观的转变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和李大钊民彝思想的群体指向性的内在关联性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日）近藤邦康.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M].山西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2]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25.
[3]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25.
[4]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26.
[5]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55.
[6]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59.
[7]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62.
[8]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03.
[9]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05.
[10]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09.
[11]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13.
[12]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43.
[13]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44.
[14]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