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校史研究的现状、问题与趋势

atamiri

摘要：基于对已有高校校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分析校史研究和编撰中存在的家史化、正史化、上层史、空洞化等方面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是阻碍校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原因。主张进一步明确校史研究的学科定位，推动校史研究的专业化;转变现行校史编撰机构的职能，加强校史文献资料建设;大力鼓励个人校史研究，以促进校史研究的多元化;加强对图书馆史、出版社史、学报史、建筑史、民间协会史、教师史、学生史等专题史的研究，以拓展校史研究的视野;促进“活动史”与思想史研究的结合，以深化对校史变迁的认识;推动“上层史”与“下层史”的同步进行，以全方位反映高校的历史演变;从高等学校的本质出发撰写校史，以此促进校史研究的科学化。
关键词：家史化;正史化;上层史;个人校史;高等学校
中图分类号：G64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5-0087-08
收稿日期：2015-06-20
作者简介：张斌贤（1961-），男，浙江杭州人，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史、美国教育史研究。
自1984年8月教育部下发《关于编写校史的通知》以来，高等学校校史（以下简称校史）编撰与研究工作走过了30年的风雨历程。经过30年的发展，校史研究②工作成绩斐然，研究队伍逐步壮大，研究内容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与手段日趋多样，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为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校史研究，有必要系统回顾和反思30年来校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客观分析校史研究的现状，深入分析存在的问题，探索校史研究未来发展的趋势。
一
通过在中国知网（CNKI）以“校史”为篇名进行初级文献检索，共检索到470条记录（截止到2014年11月12日）。为了全面呈现校史研究的成果，在初级检索的基础上，又进行了高级检索。在将篇名设置为“校史”、主题为“高校”进行跨库高级检索后，共检索到129条记录，其中期刊论文117篇、学位论文7篇、报纸文章4篇、会议论文1篇。从高级检索得到的数据看，近六年是校史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时期，检索记录达94条，占所有研究成果的70%。在对已有文献进行分析后可知，马良生的“谈谈大事记、校史的编写”一文是国内较早、较为全面对校史研究进行阐述的论文，该文对编写大事记与校史的意义、校史的编写原则与基本要求等问题进行了阐述[1]。其后，刘一凡、刘海峰、梁吉生、陈平原、李均、欧七斤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对校史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与探讨。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以看出，近30年来校史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关于校史的学科定位和校史编撰、校史的功能、校史的作用和意义研究等。
1. 关于校史的学科定位与校史编撰
经过多年的探索，关于校史研究的学科定位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认为校史是教育史（特别是高等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是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刘一凡[2]（P57）、朱小蔓[3]（P1157）、王晓峰[4]（P174）、付春梅[5]（P86）等）。部分研究者则主张校史编研与教育史研究、地方史志研究既有相同点，但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由此构成了校史编撰的特殊性，即产生了当代史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校史。校史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史学研究的新领域[6]。
关于校史编撰的研究是校史研究成果相对集中的问题领域，主要包括校史的编撰原则、校史的编撰标准、校史编撰的溯源等几个方面。
刘海峰、刘会彦、白薇[7]等学者对校史的编撰原则相继进行了研究，他们主张编撰校史应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都提倡整体继承的原则。如刘海峰对编写校史提出了五大原则，分别为：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坚持标准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相统一;强调整体继承性;考察关键因素;留有余地[8]。刘会彦也主张校史编撰应当坚持：第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第二，述而不论、科学规范;第三，强调整体继承性，不能割断历史;第四，经纬结合，横排竖写;第五，既重视物质层面，又重视精神层面[9]。
由于部分高校在变更本校校史渊源所引起的争议，校史溯源问题是校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校史溯源问题，校史界围绕着“如何继承”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刘海峰、李均等都对如何继承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刘海峰认为，校史的上溯需要判断其追溯的前身学校与现今高校是否具有继承关系，而判断学校之间是否具有继承关系需要考虑人员、校址、学校性质、办学层次这几个方面的因素[10]。同时，他进一步指出，高等学校校史追溯需要坚持标准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相统一的原则。标准宜粗不宜细，校史追溯要考虑连续性，但更重要的是考虑继承性[11]。李均认为，校史追溯应遵循“整体继承性原则”。判断不同学校是否存在继承关系，应综合考虑教师、学生、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等多因素的承接关系[12]。章达友则认为校史追溯的判别标准应遵循时间上有连续性和学校传统、办学特色、组织管理、校址建筑等方面有继承性[13]。汪洪亮指出，高校校史应该以被认可为大学或开始招收大学生为建校起始时间[14]。
此外，在对校史编撰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些研究者也对编撰方式与方法以及史料的获得进行了研究。例如，越来越多的高校注重口述史料的收集与整理，认为“口述史料不仅是文献档案的必要补充，而且对于还原原生态的社会生活具有独特的价值”[15]（P297）。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都较早开展了口述史研究，拓宽了校史素材的来源渠道。
在现行体制下，校史研究往往是高校的一项工作，诸多高校为此专门建立了名称各异的机构，负责校史的编撰、史料的搜集整理等工作。由此也就产生了校史管理的问题。关于校史管理，研究者主要从学校如何重视、管理队伍与机构如何建立、校史档案如何管理、制度如何落实等方面开展了研究。高福廷、李筱樱、王晓峰、陈均等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对策建议。高福廷指出，领导班子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重视校史研究工作，将其列入学校发展规划中[16]。王晓峰等认为：“高校校史的管理工作必须通过纳其入学校议事议程、健全管理机制与工作队伍、落实责任制度、把握时代脉搏等途径才能将管理工作做实做好。”[4]（P174-175）陈均等指出，高校校史研究可与档案工作相结合，在档案工作范畴之内开展校史研究，不失为校史研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良好途径[17]（P32）。也有研究者指出，校史管理应与档案管理充分结合，使其成为学校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