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石刻与元代桂林区域文化建构

idoqdesurene

主持府学的修缮工事，并徵收士民子弟入学，挑选两位年长的儒士任教，使静江府学恢复战前盛况。由于“礼而不乐，岁不备登歌”，三轩先生自报俸禄以添具乐之訾，知事书台赵朠等官员“翕若附助”，最终铸成“琴、瑟、钟、鼓、柷、敔计六十二式”，使得府学不仅仅空有其形，而是“风教明，礼乐张，习俗以美，天神人之气以和亦安”。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嘉议公重福至桂林，认为静江府学“庙设虽严而礼典不备，生徒虽列，而仪矩未修”，要求“稽古考图，重肃礼文”。经过一系列整顿后，“图器服与仪一依旧式，配享十哲”，祭祀典章恢复往日旧制。此时距鲁师道镌刻释奠图已二十一年，石刻木朽漫漶，鲁师道将其复刻于石。
根据这四方石刻，我们可以明确宋末元初静江府学的兴衰之变，更可以从中窥得其背后儒学文化于时代剧变下在桂状态的反映。古代官办教育机构的体制是学校与祭祀机构一体，将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与祭祀孔子的机构结合在一起，因此静江府学不仅是宋元时期静江一路的最高学府，更是学庙合一的府级官办教育机构，既是学府，又是文庙。根据石刻可知，元初静江府学的战后重建，不仅是对学校基础设施的修复或学生读书活动的恢复，更注重释奠祭祀的复原和礼乐形式的重建。释奠礼，为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属于“三礼”中的“君师”之礼，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而没有尸，是孔庙祭礼中规格最高的一种。儒家的释奠礼充满浓郁的象征含义，其实际目的是把祭祀之礼与捍卫儒教、敬仰先贤相结合，把看似神秘莫测的祭礼，导向郁郁人文的现实世界，使每一个新入府学的士民子弟都将传承儒教视为己任，潜在中起到一种教化与宣传的作用。而礼乐文明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初为周公所创，后为孔子赞赏且发扬光大，不仅是儒学“修身”的重要方法，也是维系“家”与“国”正常运转与发展的各种规范，其提倡秩序、和谐观念，对于移风易俗、治国平天下有着重要作用。不论是儒学教授鲁师道前后两次镌刻释奠图，还是三轩先生自奉薪资铸成乐器，都可得出其对于形式的重视，或者说是对形式背后所象征的儒学传承的重视。
《鲁师道重镌桂林府学释奠图记》中提到：“今圣天子（指元成宗）崇重孔道，命公设教是邦”；《邝露释奠位序仪式图记》中有“圣天子（指元仁宗）兴学，有诏进士有科，此太平用文之时也”之语，反映了自元初至元中期，蒙元统治者对儒学态度的转变。可以说，元初静江府学的兴盛史，正是儒学在蒙古异族政权统治下复兴的影射。元朝整体对待儒家的态度是伴随着国家内外形势变化，从弱到强的一个过程。自公元1234年大蒙古国灭金，自隋唐起延续六百余年的科举制度废除遭到废除，儒家在元朝位列十民之九。从元世祖到元成宗，为了巩固对汉地的统治，儒学的地位渐渐提高，直至仁宗开科取士，社学和书院制度施行，民间儒学地位有所提高，但本质是南宋灭亡后儒学南学北渐的风气影响。
（二）封孔重道
桂林元刻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儒学有关的碑记，如《元文宗封孔庙碑》、《黎载跋孔子造像记》、《鲁师道重镌桂林府学释奠图记》等等，可以看作是儒家文化在桂状态的反映。
《元文宗封孔庙碑》记载了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元文宗对孔子父亲叔梁纥、孔子母亲颜徵、孔子妻子亓官氏、孔子孙子思、孔子徒弟颜子、曾子，以及儒学的传承人孟子、程颢、程伊川进行诰封的历史事件。碑中提到：“朕肇观人文，敷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群圣之大成……”解释了封孔的缘由。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诰封对象不仅有儒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孔子的父母及妻子，关于这点碑文中解释道：“……宗庙之礼，爱其所亲，敬其所尊，于以报功而崇德”。碑文措辞典正庄严，与同类题材的文章相比，用语更为直白浅近，多次出现如“朕仰慕休风，景行先哲”、“朕缅怀哲人，留心圣学”等字眼。不论是出于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还是对儒学有了全新的认识，单就封孔这一行为看，与元代前期相比，元文宗政权对儒学态度有了鲜明转变。据史书载，元文宗自幼成长于汉地，有较好的文化修养，他的书法，“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碑风，遂益超诣” 。他还会作画，所绘“万岁山画”草图，“意匠、经营、格法，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他重视文治，为文化的发展尤其在儒学的复兴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清朝史学家魏源在《元史新编》中对元文宗做出评价：“元代诸帝不习汉文，凡有章奏，皆由翻译。其读汉书而不用翻译者，前惟太子真金，从王恽、王恂受学。后惟文宗潜邸，自通汉文而已。”
《常珏撰宣圣庙释菜碑》记载了元统甲戌十月（公元1334年）河南常珏任广西道肃政廉访使臣，在宣圣庙行释菜礼。宣圣庙是供奉孔子的地方，元太祖始置于燕京。桂林宣圣庙遗址今已不存，有关的文献资料也未见留存。释菜礼亦作“ 释采 ”，与静江府学的释奠礼类似，原为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属于“三礼”中的“君师”之礼。所不同的是，释奠是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而没有尸；释菜是以菜蔬设祭，为始立学堂或学子入学时祭祀先圣先师的仪节。《礼记·月令》有载：“﹝仲春之月﹞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 郑玄注：“将舞，必释菜於先师以礼之。”与《元文宗封孔庙碑》相同，从石刻内容中反映出的是元代统治者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比如碑文中所提到的：“……我皇元张文治，褒孔道。上而圣父圣母暨元媲，下而颜、曾、思、孟暨二程，各颁制加封，辉前而绝后……”可见元顺帝在位期间，蒙古政权对儒学的重视。
《黎载跋孔子造像记》记载了元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畏兀氏塔海帖木儿、喜童等官员“来学于颜公书岩”，游览胜景、凭吊先贤之余，在桂林独秀峰为孔子造半身石像。“颜公书岩”应指颜延之少年读书的地方。据镌刻在独秀峰石壁上的唐郑叔齐《独秀山新开石室记》记载，南朝刘宋时，始安郡守颜延之曾在独秀峰下的读书。颜延之少年孤贫，从小喜好读书。独秀峰东南麓有个岩洞，像一石室，里面的石窗、石桌、石凳都是巧夺天工，自然天成，颜延之把它辟为休憩之所，闲暇时常来岩洞读书作文。他的好学精神，对桂林文化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宋元祐五年（1090年），桂州知州孙览为纪念颜延之，在其读书处题刻“颜公读书岩”，此后多有文人雅士来此观瞻。孔子石像为元代丁方钟所作，是桂林石刻中不可多得的圣人刻像，从造型图式上看，此幅孔子像属于传统的官吏式。人物表現神形俱佳，面容肃穆，刀法圆润，线条简洁，极为传神，体现出孔子儒者身份的庄严儒雅。造像记中题“朝夕瞻敬，永保无荒”的文字，说明刻造孔子像旨在教化民众，以儒教礼制束缚和规范民众的言行。这与元朝晚期所实施的文化政策有关，《元史·顺帝记一》记载：“科举取士，国子学积分……悉依累朝旧制；学校官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以充。”可知元顺帝在文化方面与元文帝一脉相承，采取儒治的文化政策，包括恢复科举、建太庙等。值得一提的是，元顺帝本人的汉学造诣也是在桂林积淀的。据《庚申外史》记载，元顺帝幼年时期被元文宗流放静江居住了一年左右，在这期间他寓居于大圆寺中，受该寺的秋江长老教导，学习了《论语》、《孝经》，并每日练习写字两张。之后元文宗去世，顺帝辗转登基，为报答秋江长老的恩德，不仅给予丰厚的赏赐，还将大圆寺改为万寿殿，即今日靖江王府。此后顺帝对汉学多有研究，甚至在宫中设有专门绘制孔子像的机构和画师，其对儒学的尊崇可见一斑。
三、桂林石刻与道教文化
桂林元刻中，宗教文化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普陀岩的全真观碑记群，记载了元代全真观的兴废以及静江地区道教文化的活动情况，是研究古代桂林道教的重要资料。
元代桂林石刻中涉及道教文化的共六方石刻：《史格命修全真观题记》、《杨壁全真观记》和《全真建造道院记》、《隐真巖建阁施舍题名碑》、《马宗成庆真阁记碑》、《刘法真施地记》，在为数不多的桂林元刻中占有较大的比例，是我们研究宋末元初道教文化在桂发展情况的重要文献。其中，《史格命修全真观题记》、《杨壁全真观记》和《全真建造道院记》记载了桂林普陀山全真观重建的始末及缘由。《全真建造道院记》中段被毁，今仅存数十字，参考价值较小。《史格命修全真观题记》、《杨壁全真观记》详细记载了普陀山全真观衰落的原因、重建的情况及复兴道观的重要人物；《刘法真施地记》记载了道教弟子刘法真购买碧霞洞前的土地，舍给碧霞岩法院的事迹；《马宗成庆真阁记碑》记载了胡云兴捐资碧霞洞庆真阁修建阁道的情况；《隐真岩建阁施舍题名碑》则与《史格命修全真观题记》类似，记载了月牙山隐真阁损毁的缘由及修葺的过程。
据《史格命修全真观题记》、《杨壁全真观记》载，时任平章大丞相史格登桂林普陀山，见栖霞禅寺无人住持，破败不堪，下令将其改为全真观，命参政宣慰史相公择人住守，即当时著名的道士唐大淳。据石刻载：“时有羽衣，唐其姓，大淳其名者，本色老子，客身柳旁。乃命帐犀奉尺书礼请之，华以道判之数。”大淳“稽首长跪而白相公曰：‘……今洗脚上船，得一把草盖头，一盂饭充饥，大淳何敢辞？’”遂“廪四方之游士，斋粥之余，铢积寸累者三年”，因此得到了邦人的信任，“富者以訾，巧者以匠，壮者以力”，群起而助之，建成宝殿。参政偕咨议相公支拨玉虚观废额田、报恩观、沸水莊于全真观，另有参政宣慰相公府夫人杨妙清出资塑三清御相。
全真观原为栖霞禅寺，始建与唐朝，唐武宗会昌年间（据石刻“丁丙之难”语，栖霞寺遭到打压应在公元846-847年）推行一系列灭佛政策，损毁寺庙、驱赶僧人，栖霞寺自此沦为残寺，直至元朝至元年间。全真观由玉虚观、报恩观、沸水莊合并而成，其重建由道士唐大淳主持、政府的牵头并给予协助、民众出资出力，共同协作而成。由此可知，道教文化于元初桂林区域，已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中。这是广西现存关于设立全真道观的最早资料记载。在元代一百多年间，不断有全真道观相继建立，反映了元代全真教在南方传播并在桂林形成广泛影响的情况。
《隐真岩建阁施舍题名碑》记载了月牙山隐真寺于宋末元初的兴衰。据石刻载，隐真寺与全真观类似，始建于唐朝，宋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由盛圆明住持，后来相传七代，直至宋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在宋元战争中遭到破坏，石载“于丙子劫，建殿堂不有，各行星散，只存……”此后，自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至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在道教信徒的捐助下，隐真寺各殿陆续得到修葺，直到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立碑时又加修理。碑中记载了善男信女名字及捐献物资或金额，不论捐资多寡，皆有记录。
《马宗成庆真阁记碑》与《刘法真施地记》类似，皆记录了道家信徒为叠彩山碧霞洞道观出资捐助的事情。《刘法真施地记》记载了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道家奉籙弟子刘法真夫妇出资购入碧霞岩前石兴甫桃园地段一所，舍入碧霞岩法院，永充碧霞道院福地，同时也提出立碑的缘由：“切恐后人揩油，今镌石碑为记”。《马宗成庆真阁记碑》中则记述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临江胡云兴“捐财命匠立龛堂，安圣像，肃侍徒，列天将”，方便后人登临瞻仰，同时描述了桂林山环水绕的世外佳致及叠彩山碧霞洞的洞天形胜。
从上述碑记来看，元统治者大力扶持道教，甚至将唐宋年间的栖霞佛寺改建为道观，究其缘由有二：第一，历史原因。宋末元初之际，道教弟子丘处机为元太祖讲道，一言止杀，颇受成吉思汗信赖，被授予主管天下道教的权力。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之前，张天师效法成吉思汗对邱处机的礼聘，称元室二十年当统一天下，自此元代统治者对全真教十分信服推崇；第二：政治原因。在蒙古南下攻打南宋的过程中，动辄血腥屠城，静江也遭此厄运，民族矛盾难以化解，因此元初桂林地区经常发生反元起义。蒙元统治者大力扶持道教，企图以宗教的信义统治、麻痹汉人。在官方的大力扶植下，元代一百多年间，不断有全真道观相继建立，道教文化于元初桂林区域，已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中。
总之，儒学维系“家”与“国”正常运转与发展规范，其提倡秩序、和谐观念，对于移风易俗、治国平天下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元统治者对待儒学的态度呈缓和趋势。而道教提倡修道、利物、救人，也与元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不谋而合。不论是静江府学的重建、孔子门徒的诰封还是全真道观的兴起，都表明了蒙古政权对以儒学、道教为代表的汉文化的接受。与其他朝代相比，桂林元刻数量稀少，处于桂林石刻的低潮阶段，但在宋元易代的时代背景下，桂林元刻见证了两个民族的战争与融合，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杜海军.桂林石刻总集辑校[M].中华书局，2013.
[2][明]权衡.庚申外史（卷下）[M].民族出版社，2005.
[3][明]濂.元史.[M].中华书局，1976.
[4]桂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桂林市志（下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7.1994-3003.
[5]钟文典.桂林通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杜海军.论桂林石刻的文献特点与价值——广西石刻研究之一[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7]周有光.靖江王府考略[C].第三届广西青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04.
[8]陈文.试论桂林石刻及其史料价值[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86.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