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藏族文学中的流浪、追寻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辨析

MarianneLi

流浪、追寻始终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所迷恋的一个相同主题。当然，尽管是相同的主题，但在不同民族的文学艺术中，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它们却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与时代表征，相应地也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呈现途径以及深刻的文化、心理动因。
在悠长辉煌的发展历程中，藏族传统文学呈现出了多样的主题选择和表达，并且始终延续不断。其中流浪、追寻这一主题就层出不穷，延绵不断，不但积累、蓄蕴了丰厚的文学底蕴和文化内涵，并且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转变、定格成了藏民族的一种变动的文化心理图景。这种心理图景如永不停息的涓涓细流，悄无声息地流渗到了当代藏族文学艺术的血脉之中，持续不断地演绎着它的不衰的生命之歌。自二十世纪50年代初藏族文学发展进入当代以后，流浪、追寻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时代背景中，在汲取过去艺术作品的丰厚营养的同时，也呈现出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文化诉求。在创作技巧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在主题表达越来越走向丰富多变的当代藏族文学中，体现在众多流浪形象、流浪主题以及其他流浪意象中的流浪、追寻意识，与其他文学主题、文学现象一道展现着当代藏族文学的整体面貌。尽管流浪主题和相应的流浪、追寻意识不是整个当代藏族文学的全部，但它仍然以其深厚、隽永的文化蕴味和耀眼、迷人的审美风采让研究者不得不去重视它，研究它。细读体式各异、内容有别的众多当代藏族文学作品，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探视到来来往往的流浪者的身影，感受到浓厚深重、挥之不去的流浪情调，聆听到来自心灵深处的浅吟低唱，体味到生命不息、追寻不止的生命颂歌……当代藏族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流浪、追寻意识，既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世界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化动因，也有着藏民族独特的文化诱因。具体来说，流浪、追寻意识在当代藏族文学中具有以下几种比较典型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动因。
一、为追求现世的幸福生活而流浪
对于许多流浪者来说，之所以背井离乡，踏上漫漫征途，最根本、最直接的现实原因在于摆脱困顿的、不如意的生活，去追求现世的幸福与快乐。这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因。因此，只要条件具备，那些渴望新生的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踏上征程，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找心目中的幸福生活，不管它远在天之涯海之角。这样动人心魄、催人奋进的故事，在久远的人类的文明史上，在人类灿烂辉煌、浩如烟海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藏族文学，不管是传统文学还是当代文学也都毫不例外。就当代藏族文学而言，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呈现出了这样的审美倾向。1980年初出现的几部长篇小说基本上都具有这样的主题诉求和精神意识。比如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德吉桑姆、索甲等就是为了追求幸福生活而不断四处流浪、不断苦苦寻求的“追梦之人”。德吉桑姆所在的村子遭到了政府军的血洗，全村男女老少除德吉桑姆与她幼小的侄子幸免于难外，其他人都被野蛮的士兵残忍地杀害了。满怀愤怒的德吉桑姆只好带着侄子逃向拉萨，祈求大慈大悲的佛祖能保佑自己和侄子。在路上，她遇到了索甲，并与其一同前往拉萨朝佛。然而，幸福总是离他们很遥远。朝佛并没有带给他们想要的平安生活，相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遭受着上层统治阶级的欺辱和迫害，为此他们只得继续逃亡，在流浪中躲避不幸与灾难，在流浪中寻求幸福生活。《幸存的人》从社会阶级压迫和斗争的叙事角度讲述了人物由于社会压迫而造成的流浪命运，这在众多具有流浪主题的文学作品中是一种常见的模式，是特定社会阶段的产物。此类作品具有明确的社会学审美意向，目的在于通过人物的悲惨命运揭示社会的不公与制度的腐朽，但具体的过程却不可更易地指向人物的不断流浪和追寻，当然也充溢着人物的不屈的反抗和坚韧的争斗。在当代藏族作品中，类似的作品还有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益西单增的《迷茫的大地》等。这些小说的叙事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它们与整个社会、民族的解放紧密相关，个人的寻找象征着整个民族的寻找，而寻找的背后却是整个时代变革的宏阔背景。
1980年代中后期，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的人物琼的现实行为和心理轨迹则表现的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人们为追求现世幸福生活而展开的流浪、追寻模式。生活在大山脚下的琼和年老的爸爸相依为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平静而毫无生气的生活。从小就在坚硬的马蹄声和铜铃的单调声中长大的琼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披着厚重的岁月之衣，且被外界所遗忘的村庄，但这并没有使她泯灭心中对外部世界的渴望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她的心中早有一颗希望的种子在寂静中慢慢发芽成长。终于有一天她离家出走了，跟着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过路的男人去寻找“香巴拉”。她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向何处，她只知道自己要永远离开那片毫无生气的土地，要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幸福生活。琼的选择，是渴望幸福，并把这种对幸福的渴望付诸实践的人们的一种正常的选择，她的心理渴求以及有这种心理渴求所发动的行为其实代表着人类的一种极为普遍的现实追求，是对人类生活欲望和活力的一种艺术诠释。这样的形象及其所拥有的心理、行为，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西方的流浪汉小说中的许多形象，以及一些具有冒险色彩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比如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汤姆索亚，赛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小男孩等。在中国不论是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这样的人物形象也不再少数。如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中的汪中，艾芜的《南行记》中的小黑子、夜白飞、鬼冬哥、野猫子等；杨沫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以及当前出现的打工者形象、海外游子形象等，都是同一类型的流浪者。尽管这些形象出现的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流浪的方式不同，人物最终的命运也大不相同，但他们的目的却有着本质的相同，那就是要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以此目的为出发点的流浪、追寻行为是人类自身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从远古到近代，再到现代，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迁徙流浪、追寻的过程，这是人类为了生存必须采取的生存方式，是命中注定的宿命。当代藏族文学中的流浪形象及其社会内涵，既是藏民族渴望进步、发展的心理诉求在艺术中的形象反映，也是对整个人类宿命的生动写照。
二、感受自然、皈依自然和体悟人生
在文学世界里，有一种古老的题材样式，那就是游记。在这类题材中，作者往往以一个游走者、流浪者的身份记述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这种流浪题材的形成往往与作者本人强烈的游走冲动有关。对周围环境的过于熟悉，对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促使作家毅然决然地迈出脚步，走向远方，走向自然，去体味“人在路上”的生活滋味。也有些作者是因为厌倦了喧嚣热闹的生活而自愿追求一种平静、自由的生活，于是走向大自然，尽情享受那份难得的舒展与快活，并进而体验到一种自由、充盈的生命境界。在当代藏族文学中，反映这一倾向的作品为数不少，尤其在诗人那里，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三十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三十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隐约而又坚定/引我前行……天哪！我正/穿越着的土地是多么广阔/那些稀疏的村落宁静而遥远/穿越许多种人，许多种天气/僧人们紫红的袈裟在身后/旗帜般噼啪作响，迎风飘扬/我匍匐在地，仔细倾听/却只听见沃土的气味四处流荡/我走上山冈，又走下山冈/三十周岁的时候/春天到夏天/主宰歌咏与幸福的神灵啊/我的双腿结实有力/我的身体逐渐强壮/知道那声音仍然在召唤[1]
无法抵制来大自然美丽景象的诱惑，充满奇诡绝妙想象的诗人走进了草原。他看到了草原上万物生灵在和谐融洽中自在地生活。诗人被如此和谐的场景深深打动，他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与激动，感觉到浑身充满了力量，于是坚定了继续前行的信念。在大自然中体味生命的真谛，其实也是每一个人内心的渴求，因为在大自然中，人的生命会释放出最自由的生命之流。也许正是这种普遍性的情感诉求的存在，才使得浪迹于大自然的行为本身才具有超乎想象的持久魅力，才使得诗人们不惜身体的劳顿愿意不停地行走。
感受大自然，追求自由的心境与飞翔的思绪，这是浪迹天涯时可能会产生的一种迷人景象，但不是全部。在有些诗人那里，情景有所不同，甚至相反。在他们的游走中，并没有多少喜悦可言，更多的是困惑、苦闷，甚至痛苦。即使在美丽如画的大自然中，他们也很难让心境与思绪愉悦、飞扬。他们更多的是在游走中沉思，在沉思中体味人生，在他们的作品里，迷漫着沉重的叹息与深沉的忧伤。
来到这褐色的山冈之下/我的脚步就自然停下来/被炽热阳光晒昏了头颅/如煨桑的柏枝烟雾一样/袅袅升起在宁静的黄昏/我被一束奇妙的光线迷乱/在太阳最后的辉煌中/我从山冈倾斜下来的大片阴影/感悟到一种即将消失的美丽
由此，我想到旅途的神圣和虚幻/如果我旅程的终点就是我的圣地/我何必去忧郁板结的草地/我的心灵究竟慰藉了什么/在这座褐色的山冈之下/象征着天堂和地狱的出入口/不绝如缕的声音是一条诱惑的路……[2]
进入眼帘的景色并不是诗人描述的重点，诗人关注的焦点是这些景物带给人的冲击，以及冲击之后产生的对人生，对自然、对信仰，乃至整个宇宙的思考。也许这一切太过庞大、复杂，诗人无法对此也作出能够安抚自己心灵的解释，于是困惑与迷乱，幻想与悲怆填塞于心灵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诗人的游走，其实就是体悟人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诗人放弃的是来自自己生理方面的各种冲动，更注重形而上的理性思考与追问，所以诗人的心绪显得特别沉重，话语中透着难以掩饰的困惑，“《圣地之旅》是一次忧郁孤独的行程，充满摆脱不掉的对过去的记忆。可以看到关于自我的意识是一种痛苦的意识，这种意识把自己从共同体的意义和经验中分离出来。……对列美平错来说，‘旅途的神圣和虚幻’使诗人‘最终感悟了道路的意义’，‘人生道路’的寓意再次成为一次真实的经验并由此进入生命的每一天。”[3]
三、寻找精神家园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家园或一个稳定的安身之地总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无论走到哪里，对于家园渴望与怀想总是让人情不自禁、柔肠寸断。这是人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一种生活习性，也是人类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正是对人们家园之情的生动写照。千百年来，有关寻家、回家的诗篇文字用卷帙浩叠来形容大概毫不为过。现实当中的具体的“家园”是人们肉体寄居的温柔港湾，也寄托了人们无限多样的美好理想。但是这样的“家园”并不能满足人，这一会思维的高等动物所有诉求。尽管作为人的基础活动的现实“家园”对人来说无比重要，就像食物之于人的生命那样重要一样。但正如西方哲人所说的那样：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人的精神需求往往显得更为重要，也会让人承受更多的煎熬。如果说寻求现实的幸福和体验自然奇妙而生发的流浪、追寻是一种由于肉体的本能冲动而产生具体行为，那么由于清醒的自省意识带来的精神上的寻求则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它纯粹是一种精神现象。作为会思维的人类，由于精神需求的存在，从开始走出“伊甸园”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不停地寻找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安顿寄居的“家园”，人们把它叫做“精神家园”，而把寻找这个“家园”的过程叫做向往或守望精神家园。这显然是人类对自我生命存在的理想境界的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永久渴望，它是人类心造的幻境。于是，“何处是家园”脱离了形而下的羁绊，成了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诉求，而文学艺术则成了这种精神诉求驰骋的最好园地，在这个园地里，人类不懈地寻找着“诗意的栖居”这一理想的存在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成了守望精神家园的手段和工具。这一审美倾向，在当代藏族作家的作品中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现。
就在这时，我才明白/一直寻找的美丽图景/就在自己内心深处，是一个/平常至极的小小家园/一条大河在这里转弯/天空中激荡着巨大的回响/这个世界，如此阔大而且自由/家在边缘，梦在中央/就是这个地方，灵魂啊/准时出发，却不敢保证按时回来[4]
诗人一直游走，但双脚的游走既无法替代心灵的游走、追寻，也没有使得他停止对游走本身的思考。在领略自然美景的同时，他还是觉得感受大自然并不是自己流浪、游走的根本原因，一次偶然的心灵悸动，让他明白，之所以不断地游走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家园”，而这个家园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与双脚不停地行走相比，精神的流浪、追寻往往更让人倍受情感的折磨与灵魂的煎熬，原因就在于这样的流浪永无止境，延绵不绝，而对于艺术家来说则更是如此。由于追寻一个无法达到的境地，或者说由于内心的渴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于是精神的煎熬就永远不断。
我是最后一名苦难的流放者/草原啊，无边的草原/突然脱缰的大草原/金羊毛在歌唱红火的夏天
但我是八月冷酷的歌手/我的十三匹战马和最后一曲歌谣/停在月亮的边缘/月亮像石榴一样烧透
我走不出这无边的美/苦难是我惟一的享受/我聚集一生的力量也举不起自己/死后散落在草原上的一小块骨头[5]
我们可以把“草原”看作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一个家园或者一个无法实现的梦。诗人沉浸在对这个家园或梦的追寻中不能自拔。他自己当然很清楚，这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梦想，但他却无力走出这个梦幻，它是诗人的归宿。是安放诗人灵魂的地方。不断的追寻，却无法实现，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苦痛，但诗人却愿意承受这种苦痛，这是作为艺术家的宿命，也是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人类的宿命。既然是宿命，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流浪，永远流浪。
需要说明的是，上文仅仅概括指出了流浪是一种精神追求，没有阐明这种精神追求的现实刺激和心理动因。就现实刺激而言，许多时候，现实中无法排遣的失望、困惑、无奈等促成了人们对精神家园无限渴望和不懈追求；至于心理动机，则源自于人们对心造的理想生活境界的乌托邦式的构建。当代藏族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家园追寻意识就是这两种境遇的深刻反映。当然这也是艺术家们共同的“精神症候”，当代藏族作家跟其他艺术家一样，也有着精神上的困惑与思想上的迷津，也有着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圣洁、自由的家园。面对困惑与迷津，他们渴望把无法化解的死结置换成自己不断寻找的精神园地，在精神园地中他们成了主宰一切的君王，从而摆脱那些来自世俗世界的纷纷扰扰。
四、宗教朝圣与膜拜
在所有对文学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中，宗教也许是最重要、最具穿透力的一个因素。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有关文学起源说之一的“宗教起源说”这一观点中略知一二。其实，不管文学是否起源于宗教，我们都具有充分的根据足以断定，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浸染了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当代藏族文学，自然会与宗教会发生千丝万缕、难以隔绝的联系。毫无疑问，其主题表达、审美倾向、、叙事模式、表现手法等，受宗教文化观念、宗教哲学思想等因素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西藏地区的当代作家，无论是使用母语进行创作还是使用汉语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几乎都与‘圣地拉萨’，与藏传佛教等宗教文化资源息息相关，与民族人格心理遗传无法分离。”[6]其实，不光是西藏地区的藏族作家的创作受到了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其他地区的藏族作家也是如此。
受藏传佛教极具穿透性的影响，在当代藏族文学中，不同的作家几乎都描绘、叙述了许多与佛教思想、观念及其受这种佛教思想、观念影响或支配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刻画、塑造了一批与佛教观念、思想、行为和活动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物形象。其中宗教朝圣与膜拜，传播宣扬教义的行为、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习惯等就是最为常见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与人物不停地游走、流浪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人物的游走、流浪、追寻体现出来的。因为不管是朝圣、膜拜，还是传播、宣扬教义，还是其他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习俗等，都是在行走中完成、践行的。在当代藏族作家的作品中这样的人物形象为数不少。《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的塔贝就是具有这种特点的一个宗教朝圣者。他受宗教观念的影响，不远千里走上了寻找“香巴拉”的征途。在他的心目中，“香巴拉”不在尘世，所以一路走来，他对眼前看到的现实诱惑置若罔闻，没有任何兴趣，所作的只是在短暂的停留后继续向前，朝着心目中的“香巴拉”进发，最终他进入雪山，倒在了喀隆雪山莲花生大师的掌纹上，临死之前还说：“先知，我在等待，在领悟，神会启示我的。”尽管小说的结尾告诉我们塔贝的朝圣过程是一个虚幻的过程，但这并不能说明塔贝的行为在他的思想认识之中是毫无意义的，对于塔贝来说这正是他活着的价值和意义，离开了这种生活方式，他也许找不到另外一种可以让他以生命相许的事业。
由于宗教信仰而促成的以朝圣方式进行的流浪是整个藏族文学（从古代到当代）一个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其他民族或地域的文学中，这样的内容也存在，但在其范围和程度上却远远没有藏族文学这么普遍、深广，很显然这自然与藏传佛教对人们的思想认识、情感世界、存在方式的深刻影响是分不开的。
除朝圣这种游走之外，还有一种与宗教有关的游走方式是以传播教义为目的的游走方式。这种游走方式作为一种构成文学世界、传达文化信息的内容也被当代藏族作家所青睐。当然这既是对历史的、现实的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对藏族古代文学传统的继承。真实反映是指，在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中，有一些笃信宗教的人士身体力行地向信徒和其他民众传播、讲解宗教教义；继承传统是指，这种类型的题材在古代藏族文学中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在当代藏族文学中，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僧人翁波意西就是一个典型形象。翁波意西作为一个道行颇高的僧人，受神奇梦幻的启示，决定到高原的东南地区去传教。他离开圣城拉萨，不辞辛苦，跋山涉水来到康巴地区。尽管他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而他自己也受到了严重的迫害，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神圣职责。翁波意西的生活方式是高原大地上大批僧众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他们把一生当中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游走传教之上，用生命践行着自己的信仰，以求给自己的灵魂有个恰当的安托。而正是这种现实生活方式的普遍存在，使得藏族文学中流浪的主题不断得到强化和延续，并进而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流浪意识。
从广义上讲，人类不断前行的历史就是一部连绵不断的流浪、追寻史，而由于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变和情感世界的难以把握，精神、情感的流浪、追寻就成了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追寻是人类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生命需求，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永恒的精神动力。究其实质，生生不息的人类每天所从事所求索的一切就现实目的来讲无非是一种免于陷入困境的努力，从终极意义而言无不具有源于追寻的生命冲动”。[7]千百年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文学艺术以各自不同的叙事方式和表达形式，形象而真实地记录、反映了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这种精神现象。当代藏族文学自然也不例外，它既继承了藏族古代文学中的固有的古老主题，同时又结合现代人的精神特征，把流浪、追寻这一主题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呈现出来，努力诠释着生活在高原大地上的人们的现实渴望和精神追求，也很好地体现了人类所普遍共有的精神现象。
参考文献：
[1]阿来：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A]，色波主编：前定的念珠[C]，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5-6.
[2]列美平措：圣地之旅·第十七首[A]，色波主编：前定的念珠[C]，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53.
[3]耿占春：藏族诗人如是说[J]，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4]阿来：永远流浪[A]，色波主编：前定的念珠[C]，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37.
[5]才旺瑙乳：草原[A]，色波主编：前定的念珠[C]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193—194.
[6]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M]，民族出版社，2008.59.
[7]杨经建：追寻：中外文学的叙事母题[J].《文史哲》，2006年（4）.
责任编辑：吉米平阶